作者：宋纯鹏

上午，邻居家的小孩接电话，说朱自强先生去世了。我先是疑惑，后是断定小孩根本没听懂对方电话的含义。昨天上午我去医院探望先生，进去后，朱先生努力睁眼看着我，然后又闭上了，也许是养精神吧，良久他说：“纯鹏，今年学位点怎样了？”而后又问：“那篇文章改得怎么样了?”同时口里还含混不清地说如何做研究，如何做人!当时我心里很难受，没想到只几天的工夫，先生竟病成这样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也想不到会被病魔夺去生命。我走时尚期待着先生病愈后，一起做研究工作，完成那篇文章。

 我与朱自强先生相识较晚。记得4年前，他在北京参加“第九届国际太阳能存贮与转换会议”时，我们在车上偶然相遇。先生很健谈，从物理学发展历史到植物光合作用的研究现状，从他做的LB膜到生物膜，从德尔布吕克到沃森(Watson)和克里克(Crick)，他都了然于胸。我当时很惊讶!没想到一个物理学家，竟然对生物学内容也如此了解，先生的博学和坦诚令人肃然起敬。也许是仰慕先生的学问和治学态度，或许是先生“楞”中了我的虚心和诚恳，也许是对科学含义的共同理解吧，以后的许多时间，我们相处得非常好，尽管我们没有师生名分，但这种忘年交却是那样令人难忘。

 下海热的那阵子，广大有识之士义无反顾“咚”一下跳下海去，真是过瘾。先生见到我，劈头就说：“听说你也在动摇——浮躁之病!社会不是千篇一律一个工作，科学还是需要人来做的，只有科学的进步才能推动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发展。”先生看问题总是入木三分，有自己的精辟见解。我为他对事物本质的洞悉，对学术的执著，不为世俗所动，不为金钱所诱的品格深深感动。先生1992年去日本开会，当时我正为买不到一些实验药品而犯愁，但知道先生身体不好，几次想求都难于启齿，朱先生知道后说：“这些事我是应该办的。”由于试剂用美元购买，当时从学校换的500元外汇不够用，因而在财务处报账时遇到了麻烦，我没有外汇，要到中国银行兑换，朱老师说：“算了，甭费那个神儿!算我支持你了，只要能做些好的研究工作，是值得的。”他竟从自家不多的积蓄中用美金支付了预缺额。我感到非常不安，开玩笑地说：“等我有了美金，我一定要还您的。”先生说：“不用还，不用还。”可还没有等到我真正拥有美金时，先生却永远地走了。

 后来，为了课题缘故，我几经周折，辗转去了英国。走时，朱先生的白血病又复发了，我也怕此去恐难再见先生。他打电话邀我去，说他明天去医院，可能要被他们“留”住。这句话的意思不言而喻，可先生语气却是极其平静的，其豁达和乐观令人动容。那天晚上我们谈了许久，先生有很多的教诲，更多的是忧虑：“河大建设需要一批为之献身的人，完成工作后要回来，奋斗几年，在这儿好好做‘河大博士点建设’这篇大文章。”他将生命和学术紧密地融在一起。谈到他们实验室情况时，先生眼里浸润着泪水，声音发颤，对河大发展忧心忡忡，情真意切地说：“不好好做，我死了之后，这几台仪器也要变成废铜烂铁。”我匆匆地踏上了英伦三岛，留学生活既繁忙又寂寞，每每独自静下来，总希望能接到朋友、同事的信函，哪怕只有片言只语，这是一种渴望和期待。就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收到了一个红色的贺年卡，真是高兴之极。那是请人绘的一张清明上河图，朱先生清秀的笔迹飘洒在上：“你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该结题了，我知道你在国外很忙，但为了以后的工作的发展，我替你写个结题报告，无论如何你也要写几句话来。”关切和希望之情跃然纸上。我感慨颇多，生物学研究的结题报告，竟然要一个物理学的教授来完成。现在，我承担的第二个基金项目正在开展，再也没有人能帮我且又乐意帮我做这些扫尾工作了。

 回国后，在首都机场，我打的第一个电话是询问朱先生的身体。回来后见先生精神尚好，心情为之一振。我去看他，他先是说：“你回来干啥?!”我不知该说什么，继而他又说：“我盼你回来，你们要好好地谋划，有个几年的工作积累，把河大学科发展这篇大文章做好。”朱先生对年轻人的心情是极矛盾的：一是恨铁不成钢，一是盼铁快成钢。

 今年10月，我和朱先生共同邀请了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陈亨先生来讲学，朱先生看上去很是健康，他与陈先生中国古文化功底都很深厚，两个人谈吐机智幽默，那爽朗的笑声充满着一种感染力，看那时状况谁也不会想到他白血病已开始恶化，十几天后就撒手人寰。先生主持的最后一个学术报告是10月9日陈亨先生的“分子生物学发展的五十年”。这时他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，到了10月21日他打电话：“明天的学术报告会，你来主持吧，这几天我粒米未进，高烧不退，恐难熬过去了，我很抱歉。”我们聊了半个多小时，他又讲了做学问首先要好好做人，痛斥了浮夸之气和追求形式上不必要的东西，而不脚踏实地做研究之风。但他考虑更多的还是实验室的发展，仍雄心勃勃地为河大的博士点而奋斗呢!他的日程上还是排得满满的，我们合作的一篇文章的稿子还要再看一看，11月3日还要去北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会后还得主持他的一个学生博士论文答辩……这是与先生最后一次长时间的交谈。我在想先生靠“透支”生命，来延续他的研究和工作。

 可无论如何，真没想到会有如此急剧的变化。由于事务繁忙，我一直未能去看望先生，也许是心灵的感应，10月25日，我说今天一定去看朱老师，我们走到医院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，他家人说这是他入院以来精神最好的一上午，现在看来是回光返照。我不知这种“信息”是如何传递的：上帝让我在先生最清楚的时候，再一次听听他的教诲和嘱托。

 先生去了，我少了一位科学上可以请教的导师，生活上可以交流的长者。先生去了，他带着未完成的学科发展这篇“大文章”的遗憾永远地去了，但先生为学为人的精神，光明磊落、胸怀坦荡、鞠躬尽瘁的形象却是永存的。他不仅为河大的某些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，同时也为这些学科的学术影响积累了一批无形的资产，培养了一批人才。想到这几年受先生的恩泽，我书了一个挽联，以示纪念：

 数年相识，无数教诲，吾师顿逝，音容宛在，真耶抑梦耶!一生追求，几多挫折，乃志不改，风范永存，憾乎或达乎?